易露茜：父亲让我尽心尽力做一个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

在大多数家庭里，大年三十晚是阖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气氛是欢乐、轻松的。但在我们家，有一项铁定的家规——要开一个颇为“紧张”的家庭会议。

“今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哪些事情？今后还有哪些事情要注意？怎样防范腐败的风险？明年有怎样的工作设想……”我的父母和我先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四位老人就像四位民间“纪检书记”，时时“盯着”我们，教诲并督促我们规范自身言行，培养家国情怀。

这是每年大年三十的必修课。

其中，不得不提我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着未解开的“心结”。

我父亲是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一名曾经参与抗美援朝的军医。曾听他说起过战争中的故事，没有牙刷牙膏，他们就拿点雪放到口中咀嚼，这便是漱口；没有烟抽，他们就捡点树叶，点着熏一下。

以他的经历而言，很多苦难都只是“small case（小意思）”。但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他对我的严格要求，严到难以忍受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对于父亲，我一直有两个“误解”。

一是认为他抠。从小到大，要从父亲口袋里找出五分钱来是很难的，他手头只要有点钱就存银行。有一次，他的鞋子破了要修，可是修完后，手头拿不出买单的五毛钱，只好对修鞋的师傅说：明天我去银行取钱来给你——这一故事曾经被当地人当段子广为传播。

我从小到大都是穿我妈妈的旧衣服，直到上大学。作为爱美的女孩子，谁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这在我们家里几乎不可能。

事实上，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挺好，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是所谓的吃“国家粮”的，但是只要一发工资，连我妈妈的工资也都被我父亲拿走——留出基本的生活成本后都存到了银行。

但是钱到哪里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纳闷，不理解，他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对父亲的第二个印象就是严。小时候在我们家墙壁上有一面“流动红旗”，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每天晚上，我和哥哥的表现都要被父亲评估以决定谁能否被授予这面红旗。标准自然是由父亲来定，诸如今天背了几个英语单词、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助人为乐的好事、干了些什么家务活、考试是否名列前茅……

有一次，流动红旗在我那边墙上挂了一个月。

那时，我们班有一名来自农村的同学，由于家庭条件十分艰苦同时又遭遇了一次变故，我把好不容易攒下来的5块钱零花钱匿名捐给了他。后来学校查出来了，就告诉我父母说：“你女儿在学校里做了一件大好事。”

因为这件事，流动红旗牢牢地挂在我的那边墙上，整整一个月。

父亲对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要求都是相当严格的。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实在爬不起来，就对父亲说，我走不动了，今天不想去上学了。但父亲说：你走不动我背你去——结果他硬是把我背到了学校。

父亲的“抠门”和“严格”，让我一度对他难以亲近，误解也越来越深。更多时候见到他，只是基于一种孝顺和礼貌的寒暄，而内心却十分排斥。

2015年8月15日，我正受派在西藏看望援藏医疗队，突然接到父亲意外去世的消息。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也成为我一生永远的遗憾——因为我觉得跟父亲之间还有心结没有解开，原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有机会。

回到家中，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父亲在留下的遗书中，明确要求不允许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不允许有任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为，要求子女一定要以身作则。

而当他的一个生前好友讲述其生平事迹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么些年里，父亲用积攒的钱，资助了很多失学儿童，也帮助了很多没有钱救治的病人。

那时那刻，我特别的自责、懊恼、伤心，嚎啕大哭——因为阴阳两隔，我再已没有机会告诉父亲“原来是我们误解你了”，也没有办法再对父亲说一声，“对不起”。

直到今天，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无论是身为专家学者还是人民公仆，无论是在医院高校还是在政府部门，我都严于律己，不计个人得失但求悬壶济世、为人师表和执政为民。这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也源自于良好的家风。有父亲这些长辈的言传身教，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克己奉公，尽心尽力做一个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