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爱平：传统中国农民家庭父母的爱

从传统家风意义上来讲，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传统中国农民的教育。

我们家在农村，要说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我父母没读过什么书，可能就启个蒙，能识几个字而已，没有所谓成型的教育方法。 但他们的骨子里是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基因。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也是最朴素的农民的品质：朴实、诚恳、勤劳。这些品质使我能忍受很多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和挫折，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基础。

他们没法给我更多的专业或前瞻性意见，他们只是基于中国传统乡俗和习惯，教我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中国传统习俗之下做人的底线吧。

在家中兄弟姐妹里，我是老大。兄弟姐妹六个，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里，意味着劳力少、张嘴的人多，意味着极度贫穷。

就算如此艰难，父母就认一个死理：坚持送孩子读书。

从我家到镇中学，有将近十七公里，我在学校寄宿，每一个月回家一次。因为家里穷，每次回家，能带到学校支撑一个月的，就是米、红薯和母亲腌制的一些坛子菜。

红薯不当季时，带的是洗过红薯粉后的红薯丝，乡下叫茴丝，非常硬，又没什么味，实在难咽下喉。

但就是这些，一吃一个月。因缺油水、上火，我的嘴巴常常是长满了泡。

这些母亲其实都看在眼里。在每次返校的时候，母亲经常会站在村头送我，默默地流着眼泪。

那时候，学校每个学生要给学校交些伙食费，也不多，大概就几块钱。但我由于家里穷，交不起，好在学校可以柴抵折——每交两百斤的柴，供学校食堂蒸饭用，就相当于交“伙食费”。

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带着干粮，走了几十里地，去山上打柴。我那时比较瘦弱，柴担不起，走得慢，也老是歇伙，父亲担着比我更重的柴担，往往是走一段后，再返回来帮我挑。

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那都是超负荷的。但这就是作为一个传统中国农民——我的父亲对我的爱，默默无声的爱的表达。

那样的日子，确实是没办法的苦。但一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就是在父母这种关爱下，我在1983年考上吉林大学，毕业时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

如今条件好了，我也常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住。但出于不同的生活习惯，他们也老觉得给子女添麻烦——他们安贫乐道，更愿意生活在住了一辈子的大山里。

这中间，也有着两代人的观念冲突。

在老家，我想给父母盖房子，我父亲听了，执意提出要再加个猪圈。当时我很生气，对父亲说：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呢？

可是父亲不依。各自坚持着，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对父亲说：如果您要我盖这两个猪圈，这房子我们就不盖了！

对父亲来说，这么大年龄还去养猪，其实是对传统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某种坚守。但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精力，这是做子女不放心、也是不会答应的。

最后，还是父亲妥协了，但他要求：在新房之外，再盖一个偏屋。

就在房屋盖好的那一年，我回家去看他们，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母二人不住在主屋里，偏偏住在那两间小小的偏屋，不用现代化的煤气灶、电热水壶等，偏偏依旧按照原来传统的生活方式——打一个传统火塘，用柴火烧水煮饭，薰着腊肉，烤着火。

那一刻，我眼泪直流——这就是我永远这么善良淳朴的父母啊！ 对子女付出了一辈子，却对子女所求是那么微薄。

作为子女，当我们已经有能力了，总是希望父母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按照我们以为的舒适的生活方式，让父母“安享天伦之乐”。但他们认为最舒适的，或许仍是他们长久以来最习惯的。

很多时候，两代人之间的爱，或许就是在这样默默无闻的表达里。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