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碧灵：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开端，它像一面镜子照映出人的品格，影响人一生的走向。

我成长于有“老少山边”之称的湖南常德石门，石门属武陵山脉，崇山峻岭，有“湖南屋脊”之称，曾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据《石门县红军将士谱》记载，我的曾外公吴协仲，也就是我外婆的父亲，1897年2月11日，出生于白云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他从小酷爱读书，1917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后转入湖南统计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展农工运动。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石门组建中共石门特别支部，负责农运。1928年3月，跟随贺龙回桑植组军，任副营长；1930年2月，任红二军警卫团政委，后在湘鄂川黔等地开展革命斗争；1935年11月跟随红军长征，1936年1月在贵州毕节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才39岁。

小时候听外婆说，从她出生起，她的父亲就四处闹革命，常常是聚少离多。有几次听说父亲回到石门，但也是过家门而不入，未能见上面，自从红二军团长征离开石门后，家里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

1949年，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了，曾外公依旧音信全无。外婆鼓起勇气给贺龙元帅去了一封信，询问自己父亲的消息。一段时间后，外婆收到贺龙元帅的亲笔回信，信中说曾外公已为革命光荣牺牲，望节哀承志，继为革命事业奋斗。贺龙非常关心烈士后代的成长，要留外婆的弟弟——我的舅外公在北京工作，后由于种种原因，舅外公被安排在石门县邮电系统工作，矜矜业业一直干到退休。外婆就一直在城郊的蔬菜农场务农，所以我们家也可以说是“红军烈士的后代”，对于这一点我深为自豪。那块“烈士军属”的匾牌悬挂在我舅外公家的大门上，我心中很是羡慕，每次春节在舅外公家团聚的时候，我都要多看匾牌几眼。

外婆后来长期担任蔬菜农场的党支部书记，还兼任了县妇联的领导，她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称得上她们那个年代的“工作狂”，大部分时间都是张罗农场的事情。她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事过问很少，而我外公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外公50多岁就因为肺病去世了。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呢？听母亲说，她们四姊妹都是自己奶奶带大的，也就是我们的外曾祖母。

外曾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她的丈夫去世也早，年轻时就撑起了整个家。解放前，外曾祖母靠给石门中学寄宿的学生洗衣为生，解放后外婆在外勤奋努力地工作，孙子、孙女抚养的重任和大量的家务活只能由外曾祖母承担。外曾祖母特别勤劳能干，后来还带了重孙子、重孙女，平常都是粗茶淡饭，但身体一直很硬朗，一年到头很少生病，一直活到了93岁。

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些日子。外婆会从农场里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蔬果，外曾祖母则会为我们做拿手的酱油炒饭，还有开水泡的爆米花，那可口的滋味至今难忘。记得外婆家旁边就是一条流经县城汇入澧水的无名小溪，平时不涨水的时候，溪水清澈见底，随时可以看见很多小鱼小虾。每逢周末，我们到外婆家玩，就会拿着撮箕去溪里捕鱼虾，随便一撮，就有不少蹦蹦跳跳的新鲜鱼虾。

我的父亲出生于石门县盘石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孩童年代，家国飘零，动乱不堪，家里存活下来的只有四姊妹，父亲排行老二。父亲青年时为了躲国民党抓壮丁，从家里逃跑了。1949年7月，石门解放，父亲回村当了农会会长。虽然只读过初小，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学习起来十分认真、刻苦，很快就适应工作，后来又成了国家干部。

父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石门县原四区的区委主要领导，在担任区委主要领导期间，他对工作勤勤肯肯、尽职尽责，许多工作都得到了县里的表彰。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参加洞庭湖的治理，冬天到西洞庭去“担河堤”，后受到省政府的表彰。每每看到父亲佩戴着省政府颁发的奖章的英俊照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可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后，他蒙冤受屈，被作为“当权派”批斗，被撤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和姐姐躲在一张小竹床下面，看着红卫兵押解着“走资派”游街批斗的场景。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我家遭批斗的还有外婆，贺龙的亲笔信成了“造反派”批斗外婆的理由。外婆向来心高气傲，哪受得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折磨，一度曾有轻生的念头，父亲常常白天自己受批斗，晚上偷偷跑到外婆家悉心地开解外婆，这种“同苦相连”的相互理解和扶持，让外婆和父亲终于走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

“文革”中期，组织为父亲恢复了名誉和工作，父亲却不愿意再在之前的工作岗位上干了，经过组织上做工作，最终，父亲放弃了更有政治前途的区委主要领导职位，接受了到皂市镇担任供销社主任的职务。父亲很快把他的勤奋和认真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经常夜间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父亲还在单位开会未回。

半年多后，父亲又调到了县城河对面的二都乡供销社任主任。那时横在乡上和县里的澧水河上还没有架上桥，河两岸的人们要过河，只能在新街口过轮渡。轮渡分为货运和客运，客运晚上10点后就停运了，货运轮渡则工作至深夜。父亲在二都供销社主任岗位上的一次重大工伤，就发生在深夜的乘货运渡轮后上岸的时候。

父亲为何会出现在货运渡轮上呢？原来是因为父亲有一次在县里参加关于棉花收购的工作布置会，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客运轮渡已经停运。父亲本可以在县里留宿一晚，第二天再回乡里传达会议精神，可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越早传达越主动，就想到乘坐晚点的货运轮渡早点赶回去。和父亲同在那趟轮渡上的，还有几辆装满煤矿的运煤车，由于晚上视野模糊，外加货车司机没太注意货轮上下来的人，不小心将下了货轮推着自行车上岸的父亲撞了，致使他肩锁骨、胸骨多处骨折。

父亲骨折后可没少遭罪，因为第一次锁骨接骨的时候被没有经验的医生给接反了，拖了很久都没有愈合，于是骨折的地方又被打碎重接，结果骨头还是有些错位。因为这次重创，父亲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手不能抬起，一到阴雨天，骨折处就会阵阵做痛，这种后遗症的痛楚几乎跟随了父亲的后半生。

父亲在家治疗和休养的过程中，开始自学中医，上学回家后我们常常听到父亲在哼唱背诵中医的“汤头歌”，他还专门拜访民间的中医为师。俗话说，“久病成良医”，不久，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跌打损伤和疑难杂症的“名医”，经常为周边的老百姓免费提供治疗服务。记得有一次我姐姐长了疔疮，父亲就从野外采来草药，拌上红糖捣碎，敷在疔疮处，几天时间就给治好了。

父亲受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工作，但他在家也闲不住，经常在住房周边找一块地去挖，然后种上菜。刚开始我们也极力反对，但拧不过父亲的坚持，他把它作为一种身体锻炼和生活方式，父亲一生保持着劳动人民节俭、勤劳、质朴的优秀品质。

父亲受伤不久，母亲就担任了二都乡食品站站长。母亲是外婆的长女，由于家庭困难，到了12岁才开始上一年级，但母亲读书也很勤奋，最终考上了湖南建设学院。湖南建设学院是在刘少奇倡导下创办的，专门培养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党校，母亲入校不久就碰上了“文革”，只上了一年学，学院就停办了。

母亲从建设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石门，不久就与父亲结婚了，先后在白洋湖、望仙树商业部门工作，后又到县肉食水产公司工作。父亲调到二都供销社工作后，她也来到了二都食品站工作。刚开始母亲只是一名普通职工，领导看她工作原则性、责任心强，就把二都食品站站长的担子压给了她。最初母亲并没有接受，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领导经验，但领导说，经验是可以通过实践锻炼出来的，母亲只得服从组织安排。上任不久，母亲就把外婆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认真和韧劲继承得淋漓尽致，加之多年在父亲身边的熏陶，很快就打开了工作的局面。

食品站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乡里正常的猪肉供应，那时妈妈总是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从筒子楼的这头走到那头，去叫那些屠夫们起床杀猪。

生猪收购是件劳心劳力的事，刚开始都是一些叔伯们去收购，妈妈看到大家的辛苦，她就主动要求一起去下乡收购。但叔伯们刚开始不同意，认为我妈一个女同志很难做好这样的事情。

生猪收购程序是这样的：先把生猪赶到笼子里称它的“毛重”，然后叔伯们用手去掂猪的肚子，估量肚子里有多少残余物，用“毛重”减去估量残余物的重量，就得出生猪的净重量。老百姓一般都会在卖猪之前让猪饱吃一顿，如果残余物的重量估少了，那么老百姓就赚了，食品站收购的这头猪就有可能出现亏损。

刚开始妈妈下乡时，先是跟在叔伯们后面观察，然后向他们取经，到后来妈妈就可以自己准确地估出生猪的净重量，就像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劳动模范张秉贵卖糖果“一手抓”的绝活一样。

再后来，每到生猪收购的时候，母亲要来回走上十几公里路，独自到乡下去收猪。那时母亲很胖，也不会骑车，所以只能走着去，常常早出晚归，但她从没有一声怨言。

母亲任食品站站长期间，我们家就住在食品站那一长溜的筒子楼里。一到吃饭时间，噼里啪啦的炝锅声此起彼伏，油烟混合着菜香弥漫整个楼内；邻居间家长里短、夹杂着嬉笑怒骂，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成了我们那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外婆和父母这两辈人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奋敬业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和影响着我。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石门县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当时县里为了鼓励教育事业的发展，还让我和父母一起戴着大红花，在小县城游了一圈，家人、亲戚和老师当时别提有多自豪和高兴了。

考上北大以后，我就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小县城，走到了外面更大更远的世界。

1985年的秋天总是让我难以忘怀。那一年我从北大毕业，正值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之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机会有留京、去特区，但最后还是家乡湖南留住了我。

回到湖南后，我先后在省建委、省国土局等单位工作十年，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并参与了多项国土规划的编制，不少成果都居国内先进水平。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到基层去经历更多的历练。1995年，郴州面向全省公开招考市旅游局局长，我当时毫不犹豫就报名了，最后以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的成绩获任。

在郴州工作期间，以前的同事们曾私下里称我“拼命三郎”，因为我就是这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性子，工作起来很投入。在担任市旅游局局长期间，因为要接待春节旅游团，我曾经连续三年春节没有回老家过年；担任郴州市副市长时，我分管招商引资工作，常年奔波在外，这也是我“工作狂”名号的来源。谁不想过年时和家人一起吃顿热乎手的团圆饭呢？但是没办法，工作实在抽不开身，况且当时正是郴州旅游爬坡向上的关键时期。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能够坚持的人，拥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决心，我在郴州期间牵头组织了10次生态旅游节，把郴州旅游业从开始入职时的名不见经传，打造成我离开时位居全省前列；我对环保事业的坚持也是如此，2008年至今，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原省环境保护厅），持续为生态环保建言，共提出了100多件提案建议，被全国政协和媒体称为“绿色提案大户”“明星委员”，不少提案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和有关部门采纳。

我本人也先后被人事部、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被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授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多次在全国政协全会、常委会、双周协商会上发言，获得过全国政协、民进中央优秀提案表彰，中国文史出版社还专门为我出版了《政协委员履职风采》《爱在郴州》两本专著。2019年全国两会，我在人民大会堂走上了首场“委员通道”，向大家介绍了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三湘四水“共抓大保护”取得的成绩，获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我一直认为，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前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我写了2万多字的“两会手记”，去年我写了8篇发言材料和感悟，今年写了16篇感悟，刚开始写时还感觉有一些吃力，现在是越写越顺，有时还有一种想写的冲动。除此之外，平日里的重要调研，我也会写相关的感悟与思考，比如去年我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先后去了云南、四川等地开展脱贫攻坚、污染防治专题调研，今年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赴海南、江西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的调研，每次都撰写了上万字的专题调研手记，驻湘全国政协委员赴青海考察，我撰写了10篇手记。通过这些方式，敦促自己不断学习和思考。

如今，曾外公、外曾祖母、外婆和我的父母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我时常想起他们，尤其是他们身上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勤奋学习、对党忠诚、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早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了我的身体和血液中，这也将成为我们家一直传承不息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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