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兴旺：父母无条件的支持，让我始终有底气

我出生于湖南沅陵的大山，一个偏僻而安静的山村。

沅陵素称“湘西门户”，在沈从文先生笔下，这里是一个“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东边雪峰山奔腾而去，西麓武陵山逶迤而来，土家人的母亲河——酉水在这串联起神秘的历史遗存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四十年前，因时代的机遇，我通过高考走出了沅陵大山，后出国留学、工作，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站在国际学术舞台最前沿。2014年，我辞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教职，全职回国筹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希望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农民生活、推进农业现代化。

我的一切坚持和选择，始终离不开给予我无条件支持的父母，以及我念念不忘的故乡。

记忆中，我的家乡山清水秀，孩童时代，一到春夏之时，我和小伙伴们便到田地里捉泥鳅、青蛙，到小河里抓小鱼小虾，也常在水塘里游泳。

那时，人与人之间淳朴相待，这是一种发自山村农民内心最本真的善良。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今天看来，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但在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已属村里最有知识和远见的农民——他们的开明和包容，超越了偏僻山村一般农民的认识，也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首先，他们十分重视教育。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有知识和学问，而不能只靠在山区里蛮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从来不把家里的担子分给孩子们——他们尽量不让我们干农活，因为干农活耽误时间，他们让孩子尽量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由于备考时间紧，为了争分夺秒地学习，在学校寄宿的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接近11点宿舍关灯——我用最后五分钟“冲刺”洗漱、爬上床铺。

父母给予了我最强大的支持。他们尽自己所能，给我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比如，家里养了鸡、还有鸡蛋，他们觉得我学习辛苦，则会毫不犹豫地优先给我补身体。无论我需要什么方便和条件，哪怕他们身上只剩最后一分钱，也会全部拿出来。

他们虽不能在课业上给我指导，也从来不会逼着你去读书，但他们十分信任你——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学习。

1978年，我顺利考入北大，这让我的父母很是欣慰。自我考上大学，按父母的要求，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必须以我为榜样考大学或专科学校——如果一次考不上就考两次，直到考上为止。

用知识改变命运，父母为我们的人生选择了方向。现在，他们也颇为自豪——孩子们都有着相对安稳和满意的职业。

回头看，这何尝不是与父母的远见和坚持紧密相关？

在学术领域，常常会遇到难以攻克的瓶颈，一方面，用创新的思维开动脑筋，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另一方面，在暂时还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应始终保持坚韧，不轻言放弃、积极对待挑战。

一旦选择了，就坚持把事情做好，我在专业领域取得的任何突破，莫不是源于此。而追根溯源，这无不是来自父母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父母用两双手撑起一个大家，从来不是靠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与此同时，他们也讲究干农活的方法和策略。

农民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一亩三分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高的效率？同样的农产品如何能换取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的辣椒，如果最早上市的，往往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也相对会高。父母懂得这个道理，即使简单的种菜、卖菜，他们也讲究种植时间和“策略”，为的是换取最好的价钱。

农民们每卖一批菜能换取的都只是小钱，多是几毛钱，一块钱都少见，这些零钱在这些朴实的、沾着泥土的双手里来来往往，每一分钱都来得不易，又是多么的艰辛！

印象中，我在家中少有几次看到十块钱以上，这都是勤劳的父母为了有能力支持一家孩子上学，用智慧和汗水赚取的。他们用双手创造支撑我们成长和人生“远行”的条件。

1978年秋天，不到16岁的我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从北京回家探亲，一趟行程需要坐两天火车，再转两趟汽车，然后一路从镇上步行到大山深处的家——前后要花上四天时间。回到家，没公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生活条件相当原生态。

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我在家待了两周后返校，父亲坚持要送我到县城。我们从大山里一路步行到镇上，然后搭一个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刚到县城，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学生证件落在了家里。

怎么办？这时，我的父亲毫不犹豫对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我回家拿。

同样的路线，父亲立即折返回家，没有任何迟疑。第二天，赶在离开县城的那趟公交车出发之前，父亲为我取回了证件。

这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这么多年过去，我没有忘记。父母的爱说不上一定是多么轰轰烈烈，但一个简单的细节，让你感受到父母对孩子本能的、无私的关心，条件反射式的爱——他从未考虑让我回去拿，没有任何商量，不管路途多艰难，他第一时间就决定自己跑上一趟。

这样的细节发生在我人生的很多时刻，父母的无条件支持和无私关爱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很有底气——你会知道，无论在外面学习、工作遇到什么难题，而远方的家人始终在那，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无论走出多远，这些年，我也常回老家看看。现在，农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我可以早晨从北京出发，坐一趟高铁到湖南怀化，然后坐两小时汽车到达县城，县城到家通上了乡村公路——一趟行程十个小时，刚好赶上回家吃晚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紧紧牵系着民生。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深刻地感受到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的艰辛。我始终无法忘记，小时候家乡父老辛勤耕作的场景——尽管已经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支持，他们往往得不到理想的收益。

几千年来，中国山区农村生活模式依旧没有改变。这是一种社会的落后，世界的不公平，必须要改变。

2014年我回到国内，开始创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我希望通过开展一些创新工作，立足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民生活得更好。比如，培育更好的农产品品种，更新耕作的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同时用更科学的市场规律和政策指导引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让农民劳有所得、少劳多得。

未来，农民绝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简单体力劳动者，也不是传统的种田人，而是有着高技术含量的新型职业农民——懂管理、懂技术、懂金融，懂得操作现代专业机械设备。

中国未来的农村，也绝不再是和“贫困” “落后”相连。它应该是一片宜居的、人文的沃土，有着更高的产出和产值，有着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图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农村，回归中国传统诗意栖居。

40年走了一圈，就像一个轮回。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为科研、为世界的科学界做事，我希望我的后半生，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情，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青年人重视“三农”问题，通过自己所学，为普通农民做点事情，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情。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