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昌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之初，高层出现了一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为天下先的志士仁人，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特殊的破冰作用。李昌就是其中的一位。

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论在GDP份额、安排就业、实现税收等方面，都占大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然而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经1950年代的“一化三改造”，已经荡然无存。直到在1980年代初，才重新起步。当时，上千万知青回城，政府一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只好让一部分知青自谋职业。知青中的党员，多在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劳动服务公司中安排工作，城市党员雇工最初并不突出。而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很快出现了专业户，其中不乏经营能力较强的党员。专业户扩大经营规模，就要雇工。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雇工导致剥削。这是当初学苏联模式，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实行“一化三改造”的理论源头。照此逻辑，国有和集体企业吸收员工不算剥削。民营个体企业吸收员工，就成了剥削。1979年初，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意在推动农村改革，仍规定“不许雇工”。后政策稍有松动，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说，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当时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中找到一个依据，雇工七人以下算小业主，达到八人就算资本家。其实，这并非马克思的本意。

民营企业发育，很快突破了雇工七人的规模。于是，党员雇工问题引起了媒体争议，矛盾摆到中纪委面前。各地都有举报，说党员雇工超过人数限制，希望严肃党纪，予以惩处。同时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也申诉自己响应号召，带头致富，不应受到批评处分。

十二大选出的中纪委以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实际是王鹤寿。在他主持下，中纪委常委从1984年2月14日起，先后举行六次会议，讨论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雇工的政策界限。王鹤寿等多数常委认为，党员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应当开除党籍。李昌独持异议，他的意见是，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占全国城镇待业人员近三分之一。我们为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从基层党组织到政府主管部门，花费了很多功夫，也没解决多少问题。政策开了一个小口子，一下子就解决了几百万人的生活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稳妥解决城乡数千万人待业和劳力富余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不是有没有剥削现象的问题，而是社会能否稳定的问题了！

会议争论激烈，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将两种意见上报书记处。当时，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赞成开除雇工党员的意见，在中央书记处得到了同情。

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在接见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部分代表的谈话中说：“一种毛病是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药方。比如，从马克思的书上找出一个雇工的数量(按马克思为了论证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以变为资本，曾经设定一种剥削率，按照这种剥削率，至少要雇工八人，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结果这个数量竞成为我们今天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雇七个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个人资本主义。这能叫理论联系实际吗?”

书记处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拍板：“不要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这一看，救了一大片人。黄华说，由于李昌的坚持，国内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员的事例。到了1990年代，中央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大批党员下海，创办民营企业。一般党员经商本来不危害社会。官员经商，权力搅买卖，才危害社会。党员有几千万，官员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做官的党员，合法创办民营企业，照章纳税，于国于民不是坏事。工人的正当权益，应当通过法律、政府、工会等途径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消灭民营企业家来实现。相反，倒是某些担任国企高管的党员，堂而皇之地给自己远远高于普通职工和一般纳税人的薪酬和奖励，才是社会不公的突出表现。某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并不雇工，但用直接简接的方式权力寻租，大发横财，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危害。

李昌一生波澜壮阔。他是湖南永顺人，土家族，生于1914年，19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在中华民族危亡之秋，毅然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先后被推选为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在此期间加入中共，赴延安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长。50年代初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当选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先后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文革后期，和胡耀邦一起整顿中国科学院，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批。“文革”结束后，他再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参与调整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创办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全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在中纪委书记任上，率先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提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晚年又和杜润生、于光远、李锐一起担任《炎黄春秋》顾问，成为支持杂志风雨前行的中顾委“四大金刚”。

我和李昌先生交往不多。但因为帮他夫人、经济学家冯兰瑞策划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事宜，和冯兰瑞交往较多。我几次到李昌家拜访，只有一次和他一起共进晚餐。当时他听力衰退。我只能听他侃侃而谈，无法和他交流。但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0年9月3日，李昌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古人云：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高级干部中李昌这样的谔谔之士是不多见的，却是我最尊敬和怀念的。

（丁冬小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