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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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先回日本早稻田读得学位,又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

我母亲唐须荽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na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 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化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化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 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锺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 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 母亲说:“哪来阿季?” 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 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 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在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 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 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 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 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 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市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 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看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客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此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XX”。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儿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 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河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 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 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2019年8月10日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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