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当代著名诗人李瑛:永生的诗歌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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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瑛:曾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总政文化部部长等职。系中国作协第三、四、五届理事,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六届委员及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1989年被中央军委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2003年第八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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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与李瑛先生合影

 

他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得者,他是“五个一工程奖”得主。从1942年开始创作,《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还载有他的诗作。3月28日,92岁的著名诗人李瑛走了,但他创作的悼念周总理的《一月的哀思》还在传诵——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

我是长在长城脚下的一棵树;

我能讲许多许多的故事,

我能唱许多许多支歌。

这是李瑛在其著名诗篇《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他的同名诗集曾获全国首届优秀诗集一等奖)的开头写下的诗句。是啊,李瑛先生真的是一棵树,一棵大树!它是在阳光照耀和泥土滋润中长成的一棵生命的大树,它是在风雨的冲刷和洗礼乃至血与火的考验中长成的一棵诗歌的大树。2019年3月28日,这棵大树轰然倒下了,这个从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能讲许多许多的故事”、“能唱许多许多支歌”的人永远停止了他的讲述与歌唱。我相信,就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一刻,他一定还在构思下一首诗呢。2019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不就还发表了他的一组饱含着新鲜的生命汁液的新作吗?其中一首名为《机器人》的诗中这样写道:“可怕的机器人时代/就要到来/可爱的机器人时代/就要到来。”这就是诗人李瑛,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诗人,一个孩子般纯真的诗人,我们从中看到了他对当下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敏感与关注。

这棵大树的倒下,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日微信朋友圈里,激荡起一阵阵哀悼怀念的声浪。我本人也在第一时间写了悼诗二首,其一《送别诗人》如下:

中国军旅诗第一人,他走了

当年以凄切长调送别总理并因此

与周恩来名字连在一起的诗人走了

作为他身后最珍贵的遗产

他的几十部诗集,聚拢在一起

像扎起的花环,来送别自己的主人

4月3日上午,伤悼这棵倒下的诗歌大树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八宝山殡仪馆兰厅,向尊敬的诗人做最后的告别。此刻,我的眼前又浮现一幕幕往日情景。近年来,我时常去看望李瑛先生,老人也喜欢和我聊天,就在今年1月,我还偕妻去看望了他。九十多岁的李瑛先生,依然思维清晰,谈吐自如,声若洪钟。没想到冬天的一股寒流袭击了他,这次住院老人家未能挺过去,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今年1月份见面时,李瑛先生高兴地拿出他二十年前出版的由一首长诗构成的诗集《我的中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递给我,并不无激动地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华艺出版社要再版这部诗集,大约四月份即可面世。他借再版之机增补了一些同样主题的作品,让诗集显得更充实厚重一些。他希望我到时候把再版本和初版本对照着看看,写一篇文章出来。我愉快地答应了,并约好天气暖和时再去看望他,没想到却没有机会了。李瑛先生交付的任务我当然可以完成,但老人家却看不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知音般的交流再也不会继续了,怎不令我黯然神伤、无限怅惋呢?

我把李瑛誉为一棵诗歌大树,是有我的道理的。从外在方面看,李瑛身材高大、挺拔,其生命坚韧、高寿;从内在因素看,他的诗歌写作跨越了七十多年时空,基本上没有中断,形成了一个串起不同时代的诗歌链条。李瑛的诗,不仅数量上蔚为大观,关键在于其艺术质量的保证以及不断实行的自我超越,不能不令人由衷钦佩和赞叹。

许多读者喜欢李瑛的诗,许多写诗的人也都无形中受到过李瑛诗歌的影响,我也不例外,学生时代即受到李瑛诗歌的熏陶。我曾有过十多年的部队生活,但我并不像一些军旅诗人那样,很早就认识李瑛先生。说起来,我接触和认识李瑛先生,大约是从2009年(那时我任《诗刊》编辑部副主任)才开始,但由于投缘和气息相通,我和李瑛先生很快成为忘年之交。这也得益于环境和条件的便利。李瑛先生的爱女——曾任《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诗人的李小雨是我的同事和领导。可能是因为小雨老师时不时地在她父亲那里提起过我的情况,所以李瑛先生刚一见到我就有一种亲近熟悉的感觉。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2009年春,因编辑“《诗刊》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专号”的需要,李小雨老师带着我,第一次前往总政大院西院拜见李瑛先生的情景。我带上了以往积攒、收藏的十多种李瑛诗集,顺便请老人家签名留念。这些诗集中,有“文革”期间出版的《红花满山》、《北疆红似火》;有两个不同版本的《难忘的一九七六》;甚至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天安门上的红灯》;时间最近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也是1980年出版的。老先生看到我带去的都是他早先的诗集,而且保存完好如新,愉快地一一签名留念。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李瑛先生特意赠送了我两部诗集:一是《在燃烧的战场》获奖以后又专门印制的版本,另一个是没怎么公开发行的《日本之旅》。

后来,我又陆续淘到李瑛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版本诗集《哨所静悄悄》、《献给火的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诗集《早春》等,也都在看望李瑛先生时让他签上大名。其实李瑛先生后来写字手抖得厉害,我有时也是不忍心麻烦他。他签名时,我坐在旁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写字发力时急促的呼吸之声,让我深深感动。我把李瑛先生给我的签名行为,也看作一种感情的传递和深层次的交流。有时,如果我带去的诗集唤起了老人家的某种感受的话,他会在签名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写上几句话,比如他在为诗集《哨所静悄悄》签名时,就在扉页写道:“已是几十年前的旧作,记录了我当年部队生活的所思所想,是我一个过往时代感情的投影。感谢您仍然保存了它。李瑛,2017年1月23日。”这让我觉得异常难得、十分珍贵。老人近些年来出版的新作,也都是一部部签名赠我。往往还在书里夹带一封信给我,让我倍觉温暖和珍贵。

我喜欢李瑛的诗,收藏李瑛的诗集,是因为他创作于不同年代的一部部诗集,连在一起就是一部特殊的新中国发展史,就是一部真实的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史。李瑛的诗歌里,有深沉的战友情,有浓厚的儿女亲情,有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爱之情,而其中至高无上的是祖国情,是诗人对祖国母亲的无比忠诚。我为这位令人景仰的诗人草拟了一副对联:“满腔赤子爱,终生祖国情。”

沧海月明,珍珠有泪。李瑛先生虽然离去了,但他卷帙浩繁、境界高远的诗歌是一笔高贵的财富。我们含泪告别他,我们无限怀念他,怀念这棵苍劲的结满了诗歌果实的大树——他将在自己的作品和我们的怀念中获得永生。(北京晚报)

2019年8月12日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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