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顾炎武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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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故居·俯瞰图

顾炎武(1613-1682),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字忠清,后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其为亭林先生。顾炎武是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一生辗转,往来于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后居陕西华阴,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病卒于山西曲沃。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其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极为有益的影响,被称作“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由故居、亭林祠、亭林墓、顾园等部分组成。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是一座具有五进院落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亭林墓和顾园相连。

亭林祠和亭林墓,亭林祠为纪念顾炎武而建造的祠堂,共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处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亭林墓为安葬顾炎武之所,露台用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一座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的江南园林。园内曲水环绕,亭台错落,曲径通幽。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及碑廊等10于处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雕塑等形式展现顾炎武的生平和思想。

 

顾炎武家训

 

顾炎武的家训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知录》等著作以及给外甥们的家信中。他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皆荣列鼎甲、同朝为官。作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顾炎武虽游历在外,很少有机会与他们见面,但多年来书信不断,一再勉励他们要做清官、做好官。他把“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将为学和做人共同作为立身之道。

顾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被梁启超精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这种关怀民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顾氏后裔,更砥砺了无数国人。

顾炎武,生逢明清朝代更替之际。战乱,给华夏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面对同胞的苦难和华夏文明的危机,顾炎武立下了一个终身的誓言——“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他一生辗转,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兴天下,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之一。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现在应该说已经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这个主张就是顾亭林(炎武)先生提出来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最能代表顾炎武爱国思想的名言。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人主流和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但在明未清初,顾炎武把古老的爱国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公元1657年,顾炎武变卖了自己的全部祖产,离开家乡去北方游学。

在此后漫长的北游生涯中,顾炎武常常骑着一匹马,在马背上手不释卷。身后的另一匹马驮着书籍和手稿。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寻访各地的史志图书,察看各地的民生风俗。

尽其余生,他行程三万余里,九州历其七,勘查了当时中国的90余县。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葛剑雄:

他就进行实地考察,进行调查研究。那些老兵啊、那些年长的人啊,他都亲自调查而且记录下来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主要研究什么呢?研究实学。什么叫实学?那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军事等,所有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学问。

 顾炎武的这种治学方式与传统不同。他被后世尊为清代朴学的开山鼻祖,并最终被清王朝请入孔庙享受祭祀。

 有清一代的朴学重视考据实证,崇尚朴实的治学风格,以经世致用相标榜。顾炎武明确地提出:“士当求实学”,“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但对于顾炎武来说,选择这样的治学道路更有着自己的现实用意。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葛剑雄:

 继续在书斋做学问,还是知行结合、经世治用?他选择了后者,萌发出一种对国家、对未来作更大贡献,这样一种历史使命感。

顾炎武实地勘查考据,留下了详细可靠的各地地舆民情。

他数十年日积月累,将林林总总与治理天下相关的知识和思考一一梳理,写成了煌煌巨著《日知录》;他为考据上古文献,传承华夏文明,开创了新的音韵学;他著作等身,所研究的领域涉猎极其广泛。

顾炎武: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经历了明末乱世的顾炎武对士大夫腐化所带来的灾难,有着痛切的感受。在《日知录》第十三卷的《廉耻》篇中,他写到:“盖不廉则无所不取, 不耻则无所不为。”

顾炎武十四代嗣孙 顾雨时:

顾炎武先生把倡廉知耻上升到治国要义的高度。他认为士大夫、当官的,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是关系兴邦安国的大计。

今天,顾炎武的廉耻观仍然振聋发聩。

顾炎武提出,“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他认为,社会治理更需要引导人们尊崇美好的道德,做到“朝廷有教化、士人有廉耻、天下有风俗”。

学习顾炎武的廉耻观,人们可以感受到,在三百多年前,顾炎武对一个廉洁、美好社会的无限期望。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移道德、统风俗,要把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统一起来,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用古老的文化传统统一起来。这是很对的,顾亭林(炎武)先生看得很远啊!

但是,顾炎武对廉耻的思考并未止于清廉为官、遵守礼仪等一般道德自律。

顾炎武提出,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治国者,应该“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

苏州大学教授 周可真:

 作为一个士人,你可以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什么呢?天下的百姓没有受到你的任何的恩泽,或者说你对天下的百姓没有任何的贡献。

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文化的源头,有过一次重要的对话。

正在跟从孔子学习的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

孔子回答道 :“爱人。”

这两句简单的对话被记录在儒学经典《论语》之中。“仁者爱人”,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核心的、后世普遍尊崇的价值标准。

 顾炎武把士大夫的廉耻观,与是否爱护百姓、是否对百姓有恩惠连系在一起。他把廉耻引向了“仁”。由此,廉耻,就与仁爱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相通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顾亭林(炎武)先生对中华文化另外一个大贡献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这八个字合在一起来讲的人就是顾亭林(炎武),他把为人和为学合为一体,以此作为立身之道,开创了一个好传统。

 顾炎武自己终身恪守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人生准则。

公元1682年,顾炎武在山西曲沃离世。在此后的历史岁月中,他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和心怀天下的救世情怀,影响了一代代的学人。到清朝未年,顾炎武的思想更影响了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等一系列主张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后来,梁启超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爱国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这八个字,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强音。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有不朽的价值。它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讲的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

葛剑雄:关注国计民生的顾炎武 

顾炎武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综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自己的家国情怀、自己的经世致用和他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指出为人为学、成事成业的门径。这样一个顾炎武,更加值得我们今人缅怀、学习。

顾炎武的著作关注国计民生,把书中的学问跟实际的学问结合起来。所以,他一生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考察各地民情,撰写治世书籍。也正因为他能够知行合一、融会贯通,所以他的见解很多方面是很独到的,给人相当大的启发。

更加可贵的是,顾炎武在社会大变动之时,把传统的爱国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他认为爱国,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它成为后人的财富,维持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天下观,就能发现他的思维格局更大、更深刻。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杰出学者着眼于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出的思想和见解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的情怀令人感佩,他们的思想值得后人深思。(著名学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葛剑雄) 

周可真: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顾炎武的家庭教育是比较严格的。嗣母王氏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顾炎武幼时即授之以《大学》,又“授以《小学》,读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尝不三复也……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 

嗣祖父顾绍芾则极重视对顾炎武学风的训导和学德的培养,曾教导顾炎武“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又训之曰:“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要求顾炎武始终坚守原创的学术道德。顾炎武后来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原则、“前世所未尝有,来世所不可无”和“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家教的结果。

孔子曾分别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两个观点,顾炎武首次将这两句话抽出来,合在一起谈,强调了“学”(学品)与“行”(人品)的统一。于“学”,他强调“博学”和“广师”相结合,读万卷书,听万人言;于“行”则特重“耻”,以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并强调“行己有耻”之于士人,是“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也就是说,士人之耻莫过于对天下百姓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在顾炎武看来,坚持“行己有耻”,关键是要做到“先义后利”,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而非倒过来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顾炎武说:“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心存于天下国家”而“行道”,就是“义”。顾炎武也用他的这种思想来训导其得位从政的外甥:“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顾炎武是明清交替之际的一位杰出爱国者,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他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位伟大学者,根本是由于其深爱其国。他在其临终绝笔而定的《日知录》中提出了被近人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论断:“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伦理道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根基所在。顾炎武所欲力保的“天下”本质上就是以“仁义”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这是他所认为的其所爱之“国”的根本。(道德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