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追忆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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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

 

裘教授长我8岁,但在我内心深处,一直非常敬仰他、尊重他,裘教授离我们而去后,我又一直非常想念他、怀念他。可以说,裘教授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也可以说,没有裘教授,就没有我吴孟超的今天。

裘法祖教授是我的授业恩师

我是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裘教授是1946年10月从德国回国,到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的,其间我有幸听过裘教授的课,也被他的渊博知识、精湛医术所折服。用现在的话说,自从听了他几节课,了解了他的传奇经历,我就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后来,我们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华东医学院聘请他为我们的客座教授,当时我在医院当住院医生,得以近距离地跟他查房、听他讲课、看他手术,实际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成为他的学生。

大家都知道,裘教授治学严谨。这既是他自身的特殊本能,也是他常年在德国经受专业训练的结果。裘教授在同济给我们上课的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就记得他喜欢穿一身洁白的西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一副宽大的眼镜,让人一看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样子。裘教授受聘华东医学院后,我们才知道他不仅潇洒,他在专业上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带了不少学生、现在没带的年轻人以后也一定会带教学生,这一点我们都要向裘教授学习:对学生要求一定要严格,不管是学习还是课余,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要求严的同时,他教我们东西毫无保留,完全是手把手、心交心,也正是那个时候,我的手术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另外就是他著名的六字箴言:会说会做会写。他这六个字的要求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一直把这六个字放在我的办公室。我相信我的师兄师弟们也和我一样受益于这六个字。当然,我带了学生之后,也是按这个标准要求他们的。不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离裘教授的要求差了些:就是很多人做的不如写的、写的不如说的。这恐怕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在外面不能乱吹牛,要把手术做好把事情做好,把能总结的总结出来,该传授的传授下去。只能这样,我们的医学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我们才能不辜负老师的培养和期望。

裘法祖教授是我的指路明灯

我走上肝胆外科之路,完全是裘教授的指点和鼓励。上世纪50年代末,我还是个住院医生,那时候跟裘教授已经非常熟悉,关系也非常亲近了。一天,裘教授对我说,我国是个肝病大国,但肝胆外科比较薄弱,你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也正是听了裘教授的话,我才决定向肝胆外科进军,而且一直干到今天,已经60年了。说实话,这期间也遇到过很多困难,我也曾经动摇过,甚至想过改行,但每当与裘教授汇报自己想要退缩的想法时,他都鼓励我要迎着困难上、顶住压力干。他勉励我说,想做成一件事情总是有困难的,而做成开创性的工作更需要付出成倍的艰辛和努力,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正是在他的鼓励和告诫下,我才坚持走了下来。裘教授在的时候,我基本上一个星期要跟他通一个电话,没事就说说话、聊聊天,有事情就在电话里跟他汇报,听听他的意见。每每我觉得山穷水尽、无能为力的时候,一经他指点,马上就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我们要不要建立实验室,成立肝胆外科该怎么做,怎样才能把学生培养好、把队伍带出来,如何管理好一个医院,当同事间、上下级之间发生了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等等,反正凡是我拿不准的、有困惑的,都找裘教授请教。裘教授对我也从无保留,给我的帮助确实是特别大,所以我必须一辈子尊重裘教授,也必须牢记裘教授的教导和指点。因为他就像一盏明灯,始终给我光亮、给我希望,始终指引着我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裘法祖教授是我的人生楷模

我相信,裘教授的人格魅力影响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也不止我们这一代人,他在我国学界的影响一定会非常久远。裘教授胸怀宽广,眼界高远。我记得2004年在这里为他庆祝90寿诞时他说,我的学生当上了院士,有的比我还早当了院士,我很自豪。他还说,只有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老师真正的成功。他利用在德国的巨大影响,不遗余力地推荐有潜力有发展的年轻人出去学习,光我们单位就有好多人是裘教授帮助联系出去进修的,王红阳院士就是其中一个成功范例。裘教授淡泊名利,生活简朴。裘教授在做人做事方面有一二三四的至理名言:那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16个字人人都懂,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而裘教授,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那么大教授,那么大影响,住的地方仅有几十平方米,组织上给他大房子他都不要。而且他对生活要求很低,从来不讲吃喝穿用等物质条件,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裘教授待患者如亲人、一心意为病人。他强调医生的医德第一,他说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要紧。他说,当好一名医生,要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他还说做医生不难,但做好医生很难,一辈子做好医生更难。而他自己,就是一辈子的医生。

除了这些,裘教授对我们这些学生也很尊重,他后来给我写信时都称呼孟超教授,我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直呼我的名字就可以了,但他坚决不同意,让我非常惭愧。他还特别善于给学生晚辈捧场站台。我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裘教授专程从武汉到上海参加庆祝大会,我200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裘教授已经91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到上海为我祝贺,让我这个当学生的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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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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