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家风:杜绝特殊,近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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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位高权重的周恩来一向重视家风建设。他虽无亲生子女,但因周家有几门亲戚,上上下下几辈人不少,也存在衣食住行、就业上学等问题。因此,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如何治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仅用工资扶助亲友长辈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后辈的责任;他抱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自己及亲属杜绝任何搞特殊,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了为人称颂的良好家风。可谓“严”字当头:律己严、持家严、规矩严。

 

周恩来

 

一辈子严守党的保密纪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权,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始终秉持如下的“过关”准则来约束、规范自己,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为此,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

个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对于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邓颖超,周恩来同样秉公用权,坚持原则,更加倍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地真正做到了严守党内纪律和规矩。早在1925年8月8日于广州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

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

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后来,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此事,知道后也会支持丈夫这样做。

1982年6月,在党迎来61岁生日前夕,邓颖超回忆起夫妻俩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时,十分感慨地说:“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二人恋爱时都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在通信中从不提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理想及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组织沟通才知彼此都是党员。婚后,二人也常相互提醒,约定:

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并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就要离开武汉,当天晚饭前后,他才告诉邓颖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直到50多年后,邓颖超忆起此事时说:“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办公室,他经手的文件都有极严格的保密制度。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不进。办公室有3把钥匙,周恩来、机要秘书、值班卫士各一把,她没有。直到周恩来得了癌症,有些秘密不说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说了,他对她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也感慨地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不谋求权势,从不打周总理招牌办事;处处谨慎,避免给他招来麻烦;从不借助他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受人尊重。

二人的典范为人及家风昭示人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就是共产党铁的纪律,这就是党的事业坚不可摧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定旧居“三个不准”

周恩来曾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房》。”由于诸多因素此愿没能实现。但其一生,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文化形态,给后人留下了有关“房”的日记、谈话、书信等史料,仍使我们读到了一部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传世著作。

为把故居处理好,周恩来常向家人了解情况。据他的堂侄媳孙桂云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两次向她了解故居情况,并且交待了处理意见:一次是“1961年8月,我第二次去北京,一天伯伯对我说:‘家里的房子全部要让人住,不要空着,空着浪费。’又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叫邻居也不要说。’我根据当时县委的安排,向伯伯汇报说:‘有的已做县委学习室,有的做儿童图书馆,其余的大部分让居民住了。’伯伯听了说:‘房子要处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可以盖学校’”。再一次是“1974年8月1日晚,我最后一次见到伯伯。伯伯第一句话就问起家里的房子问题。伯伯问我:‘还有没有人去(参观房子)?’我说:‘县委很重视,层层向下传达了,不准去参观。但外地还是不断有人去。’伯伯说:‘你们要劝说去参观的人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旧居。’接着又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主席的旧居比。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伯母(邓颖超)说:‘你们拆迁,我们给钱。’我说:‘拆房子要经地方政府的批准。’伯伯点点头。但是伯伯说:‘坏了就不要修了,坏一间,拆一间,统统拆掉了,我也就放心了’。”

据当时在县委办事组工作的王宝瑾回忆,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受周恩来委托,打电话给淮安县委负责人,谈故居处理问题严格规定“约法三章”:“1973年11月13日晚上9时,我在县委办事组值班,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吴庆彤说:‘要县委负责人接电话。’当时正好刘守庭副书记在场,我把电话交刘接。吴在电话中说:‘总理听到了反映:1、要动员住在他家里的人搬家;2、要维修;3、要开放让人参观。是否是这个情况?总理要县委调查后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我一一记录在电话记录簿上,第二天立即向县委常委做了汇报。”

1973年11月14日,王宝瑾带着吴庆彤在电话中提到的3个问题,去调查了解周总理故居情况,并询问了周总理侄儿周尔辉,周尔辉说:“没有叫人搬家的,也没有维修,仅仅是外地有人来看看。”晚上,王宝瑾就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又来了电话。吴庆彤传达了周总理的3条指示:

1、不准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18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后,作了3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准维修房屋;3、我们要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动员,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县委书记江维邦说:“要把总理意见和县委这3条,向地委办公室汇报。”当晚王宝瑾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吴庆彤主任在电话里说:“我会把你们这3条,向总理汇报。”

30日晚,吴庆彤又来电话说:“你们的3条,我已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表示满意。他说,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12月5日夜里,吴庆彤来电话,指明要县委书记接电话,问他是否知道那“3条”?是否执行了?江维邦回答: “已执行了。”

从此,周恩来对故居的“约法三章”,就在干部群众中传开了。简单几字的“约法三章”,令我们对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宣传自己的崇高精神,油然生出崇敬之情。

“三点指示”毫不留情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晚辈们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而这份亲情则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上,他给晚辈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

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纵观以上十条,可以归为一个核心意思:周恩来是国家的总理,管理着中国这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事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决不让亲属沾自己的光。再细一点说,一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二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他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他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

在《十条家规》里有一项是“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周恩来对此执行、监督得很严。他从不用公车办私事,平时去理发、去医院看望病人,都按私人用车付费。外出工作时,绕道看望一下民主人士,也按私事用车付绕道费。周恩来不用公车接送来京亲属,即便他的婶母来也如此。有一次,两个晚辈有急事用了一次公车,周恩来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并告诉秘书:“交双倍车费,从我工资里扣!”这种做法,现在很多人大概难以理解,但那时周恩来真的就是这样做的,多么难能可贵啊。

(来源:《党史文汇》2018年第3期)

2019年9月11日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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