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露茜:父亲让我尽心尽力做一个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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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们家是一个挺特别的家庭。

在大多数家庭里,大年三十晚是阖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气氛是欢乐、轻松的。但在我们家,有一项铁定的家规——要开一个颇为“紧张”的家庭会议。

“今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哪些事情?今后还有哪些事情要注意?怎样防范腐败的风险?明年有怎样的工作设想……”我的父母和我先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四位老人就像四位民间“纪检书记”,时时“盯着”我们,教诲并督促我们规范自身言行,培养家国情怀。

这是每年大年三十的必修课。

其中,不得不提我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着未解开的“心结”。

我父亲是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一名曾经参与抗美援朝的军医。曾听他说起过战争中的故事,没有牙刷牙膏,他们就拿点雪放到口中咀嚼,这便是漱口;没有烟抽,他们就捡点树叶,点着熏一下。

以他的经历而言,很多苦难都只是“small case(小意思)”。但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他对我的严格要求,严到难以忍受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对于父亲,我一直有两个“误解”。

一是认为他抠。从小到大,要从父亲口袋里找出五分钱来是很难的,他手头只要有点钱就存银行。有一次,他的鞋子破了要修,可是修完后,手头拿不出买单的五毛钱,只好对修鞋的师傅说:明天我去银行取钱来给你——这一故事曾经被当地人当段子广为传播。

我从小到大都是穿我妈妈的旧衣服,直到上大学。作为爱美的女孩子,谁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这在我们家里几乎不可能。

事实上,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挺好,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是所谓的吃“国家粮”的,但是只要一发工资,连我妈妈的工资也都被我父亲拿走——留出基本的生活成本后都存到了银行。

但是钱到哪里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纳闷,不理解,他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对父亲的第二个印象就是严。小时候在我们家墙壁上有一面“流动红旗”,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每天晚上,我和哥哥的表现都要被父亲评估以决定谁能否被授予这面红旗。标准自然是由父亲来定,诸如今天背了几个英语单词、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助人为乐的好事、干了些什么家务活、考试是否名列前茅……

有一次,流动红旗在我那边墙上挂了一个月。

那时,我们班有一名来自农村的同学,由于家庭条件十分艰苦同时又遭遇了一次变故,我把好不容易攒下来的5块钱零花钱匿名捐给了他。后来学校查出来了,就告诉我父母说:“你女儿在学校里做了一件大好事。”

因为这件事,流动红旗牢牢地挂在我的那边墙上,整整一个月。

父亲对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要求都是相当严格的。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实在爬不起来,就对父亲说,我走不动了,今天不想去上学了。但父亲说:你走不动我背你去——结果他硬是把我背到了学校。

父亲的“抠门”和“严格”,让我一度对他难以亲近,误解也越来越深。更多时候见到他,只是基于一种孝顺和礼貌的寒暄,而内心却十分排斥。

2015年8月15日,我正受派在西藏看望援藏医疗队,突然接到父亲意外去世的消息。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也成为我一生永远的遗憾——因为我觉得跟父亲之间还有心结没有解开,原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有机会。

回到家中,参加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父亲在留下的遗书中,明确要求不允许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不允许有任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为,要求子女一定要以身作则。

而当他的一个生前好友讲述其生平事迹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么些年里,父亲用积攒的钱,资助了很多失学儿童,也帮助了很多没有钱救治的病人。

那时那刻,我特别的自责、懊恼、伤心,嚎啕大哭——因为阴阳两隔,我再已没有机会告诉父亲“原来是我们误解你了”,也没有办法再对父亲说一声,“对不起”。

直到今天,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无论是身为专家学者还是人民公仆,无论是在医院高校还是在政府部门,我都严于律己,不计个人得失但求悬壶济世、为人师表和执政为民。这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也源自于良好的家风。有父亲这些长辈的言传身教,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克己奉公,尽心尽力做一个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

2019年9月26日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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