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爱平:传统中国农民家庭父母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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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家风意义上来讲,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传统中国农民的教育。

我们家在农村,要说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我父母没读过什么书,可能就启个蒙,能识几个字而已,没有所谓成型的教育方法。 但他们的骨子里是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基因。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也是最朴素的农民的品质:朴实、诚恳、勤劳。这些品质使我能忍受很多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和挫折,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基础。

他们没法给我更多的专业或前瞻性意见,他们只是基于中国传统乡俗和习惯,教我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中国传统习俗之下做人的底线吧。

在家中兄弟姐妹里,我是老大。兄弟姐妹六个,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里,意味着劳力少、张嘴的人多,意味着极度贫穷。

就算如此艰难,父母就认一个死理:坚持送孩子读书。

从我家到镇中学,有将近十七公里,我在学校寄宿,每一个月回家一次。因为家里穷,每次回家,能带到学校支撑一个月的,就是米、红薯和母亲腌制的一些坛子菜。

红薯不当季时,带的是洗过红薯粉后的红薯丝,乡下叫茴丝,非常硬,又没什么味,实在难咽下喉。

但就是这些,一吃一个月。因缺油水、上火,我的嘴巴常常是长满了泡。

这些母亲其实都看在眼里。在每次返校的时候,母亲经常会站在村头送我,默默地流着眼泪。

那时候,学校每个学生要给学校交些伙食费,也不多,大概就几块钱。但我由于家里穷,交不起,好在学校可以柴抵折——每交两百斤的柴,供学校食堂蒸饭用,就相当于交“伙食费”。

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带着干粮,走了几十里地,去山上打柴。我那时比较瘦弱,柴担不起,走得慢,也老是歇伙,父亲担着比我更重的柴担,往往是走一段后,再返回来帮我挑。

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那都是超负荷的。但这就是作为一个传统中国农民——我的父亲对我的爱,默默无声的爱的表达。

那样的日子,确实是没办法的苦。但一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就是在父母这种关爱下,我在1983年考上吉林大学,毕业时又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研究生。

如今条件好了,我也常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住。但出于不同的生活习惯,他们也老觉得给子女添麻烦——他们安贫乐道,更愿意生活在住了一辈子的大山里。

这中间,也有着两代人的观念冲突。

在老家,我想给父母盖房子,我父亲听了,执意提出要再加个猪圈。当时我很生气,对父亲说: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呢?

可是父亲不依。各自坚持着,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对父亲说:如果您要我盖这两个猪圈,这房子我们就不盖了!

对父亲来说,这么大年龄还去养猪,其实是对传统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某种坚守。但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精力,这是做子女不放心、也是不会答应的。

最后,还是父亲妥协了,但他要求:在新房之外,再盖一个偏屋。

就在房屋盖好的那一年,我回家去看他们,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母二人不住在主屋里,偏偏住在那两间小小的偏屋,不用现代化的煤气灶、电热水壶等,偏偏依旧按照原来传统的生活方式——打一个传统火塘,用柴火烧水煮饭,薰着腊肉,烤着火。

那一刻,我眼泪直流——这就是我永远这么善良淳朴的父母啊! 对子女付出了一辈子,却对子女所求是那么微薄。

作为子女,当我们已经有能力了,总是希望父母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按照我们以为的舒适的生活方式,让父母“安享天伦之乐”。但他们认为最舒适的,或许仍是他们长久以来最习惯的。

很多时候,两代人之间的爱,或许就是在这样默默无闻的表达里。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

2019年9月28日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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