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兴旺:父母无条件的支持,让我始终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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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湖南沅陵的大山,一个偏僻而安静的山村。

沅陵素称“湘西门户”,在沈从文先生笔下,这里是一个“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东边雪峰山奔腾而去,西麓武陵山逶迤而来,土家人的母亲河——酉水在这串联起神秘的历史遗存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四十年前,因时代的机遇,我通过高考走出了沅陵大山,后出国留学、工作,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站在国际学术舞台最前沿。2014年,我辞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教职,全职回国筹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希望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善农民生活、推进农业现代化。

我的一切坚持和选择,始终离不开给予我无条件支持的父母,以及我念念不忘的故乡。

记忆中,我的家乡山清水秀,孩童时代,一到春夏之时,我和小伙伴们便到田地里捉泥鳅、青蛙,到小河里抓小鱼小虾,也常在水塘里游泳。

那时,人与人之间淳朴相待,这是一种发自山村农民内心最本真的善良。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今天看来,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但在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已属村里最有知识和远见的农民——他们的开明和包容,超越了偏僻山村一般农民的认识,也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首先,他们十分重视教育。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有知识和学问,而不能只靠在山区里蛮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从来不把家里的担子分给孩子们——他们尽量不让我们干农活,因为干农活耽误时间,他们让孩子尽量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由于备考时间紧,为了争分夺秒地学习,在学校寄宿的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在教室自习到接近11点宿舍关灯——我用最后五分钟“冲刺”洗漱、爬上床铺。

父母给予了我最强大的支持。他们尽自己所能,给我提供最好的生活保障。比如,家里养了鸡、还有鸡蛋,他们觉得我学习辛苦,则会毫不犹豫地优先给我补身体。无论我需要什么方便和条件,哪怕他们身上只剩最后一分钱,也会全部拿出来。

他们虽不能在课业上给我指导,也从来不会逼着你去读书,但他们十分信任你——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学习。

1978年,我顺利考入北大,这让我的父母很是欣慰。自我考上大学,按父母的要求,家里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必须以我为榜样考大学或专科学校——如果一次考不上就考两次,直到考上为止。

用知识改变命运,父母为我们的人生选择了方向。现在,他们也颇为自豪——孩子们都有着相对安稳和满意的职业。

回头看,这何尝不是与父母的远见和坚持紧密相关?

在学术领域,常常会遇到难以攻克的瓶颈,一方面,用创新的思维开动脑筋,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另一方面,在暂时还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应始终保持坚韧,不轻言放弃、积极对待挑战。

一旦选择了,就坚持把事情做好,我在专业领域取得的任何突破,莫不是源于此。而追根溯源,这无不是来自父母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父母用两双手撑起一个大家,从来不是靠投机取巧,而是踏踏实实靠自己的辛勤努力。与此同时,他们也讲究干农活的方法和策略。

农民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一亩三分田,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高的效率?同样的农产品如何能换取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的辣椒,如果最早上市的,往往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也相对会高。父母懂得这个道理,即使简单的种菜、卖菜,他们也讲究种植时间和“策略”,为的是换取最好的价钱。

农民们每卖一批菜能换取的都只是小钱,多是几毛钱,一块钱都少见,这些零钱在这些朴实的、沾着泥土的双手里来来往往,每一分钱都来得不易,又是多么的艰辛!

印象中,我在家中少有几次看到十块钱以上,这都是勤劳的父母为了有能力支持一家孩子上学,用智慧和汗水赚取的。他们用双手创造支撑我们成长和人生“远行”的条件。

1978年秋天,不到16岁的我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从北京回家探亲,一趟行程需要坐两天火车,再转两趟汽车,然后一路从镇上步行到大山深处的家——前后要花上四天时间。回到家,没公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生活条件相当原生态。

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我在家待了两周后返校,父亲坚持要送我到县城。我们从大山里一路步行到镇上,然后搭一个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刚到县城,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学生证件落在了家里。

怎么办?这时,我的父亲毫不犹豫对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我回家拿。

同样的路线,父亲立即折返回家,没有任何迟疑。第二天,赶在离开县城的那趟公交车出发之前,父亲为我取回了证件。

这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这么多年过去,我没有忘记。父母的爱说不上一定是多么轰轰烈烈,但一个简单的细节,让你感受到父母对孩子本能的、无私的关心,条件反射式的爱——他从未考虑让我回去拿,没有任何商量,不管路途多艰难,他第一时间就决定自己跑上一趟。

这样的细节发生在我人生的很多时刻,父母的无条件支持和无私关爱让我感觉到很温暖、很有底气——你会知道,无论在外面学习、工作遇到什么难题,而远方的家人始终在那,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无论走出多远,这些年,我也常回老家看看。现在,农村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观,我可以早晨从北京出发,坐一趟高铁到湖南怀化,然后坐两小时汽车到达县城,县城到家通上了乡村公路——一趟行程十个小时,刚好赶上回家吃晚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紧紧牵系着民生。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深刻地感受到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的艰辛。我始终无法忘记,小时候家乡父老辛勤耕作的场景——尽管已经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支持,他们往往得不到理想的收益。

几千年来,中国山区农村生活模式依旧没有改变。这是一种社会的落后,世界的不公平,必须要改变。

2014年我回到国内,开始创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我希望通过开展一些创新工作,立足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民生活得更好。比如,培育更好的农产品品种,更新耕作的方式,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同时用更科学的市场规律和政策指导引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让农民劳有所得、少劳多得。

未来,农民绝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简单体力劳动者,也不是传统的种田人,而是有着高技术含量的新型职业农民——懂管理、懂技术、懂金融,懂得操作现代专业机械设备。

中国未来的农村,也绝不再是和“贫困” “落后”相连。它应该是一片宜居的、人文的沃土,有着更高的产出和产值,有着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图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农村,回归中国传统诗意栖居。

40年走了一圈,就像一个轮回。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在为科研、为世界的科学界做事,我希望我的后半生,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故土、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情,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青年人重视“三农”问题,通过自己所学,为普通农民做点事情,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情。

(力量湖南微信公众号)

2019年10月7日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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