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建军:怀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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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评价母亲有一句话,说她:“矮小而高大,柔弱而坚强。”母亲,一米五几的个头,四十多公斤的体重,很难想象她如何高大,但她做出来的业绩却不得了。她不爱说话,性格内向,也不像是个坚强的人,但她的一生却离不开“坚强”二字。

从她生命最后那段住院治疗就能看出来,这个老太太实在不一般。

大夫向她宣布,她所患的食道癌已是晚期了,而且发生巨大占位性病变,不能进食。要想活下去,就要切开胃壁,进而还要切开气管。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主要的反应就是恐惧。但是,无论是家属,还是大夫,在我母亲身上看不到任何恐惧的表现。她镇静地问大夫:“做了手术还能延长多久生命?”在得到并不那么肯定的回答后,母亲用力点了两下头,表示同意手术,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

她的表情是那么无畏、那么坚毅、那么镇定。我们做儿女的在旁边只能是有泪往肚里流。在这个小个子母亲面前,我们显得矮小许多。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远不如她强大。

这个老太太为什么会如此坚强?连大夫、护士都向她发问。特别是护士姑娘们说,在干部病房里,不管采取哪种医疗手段,从来没听到老太太有过一声呻吟;不管给老太太插管子还是做一些痛苦的检查,从来没见到她有任何害怕的反应。

让老太太自己说原因吧。她的话太少,虽没有清楚地解释,却也能听出个大概。

她对护士们说:

“我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人呐。我是多次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曾经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呐。”

老太太还说:

“我是老战士,也短期当过护士,什么都见过。”

听明白了吧?没有。我这个老太太唯一的儿子,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就是老太太的话太少了。她有一肚子革命故事,就连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的几个姐姐都从来没听她讲过。

我们的母亲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八路。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在八路军鲁西干校毕业后,18 岁的她兼任抗日将领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政训处上尉干事。这样一位青年女军官、知识女性,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把她打造得如此坚强?

回家去问一问,回北京到母亲的老战友中去打听。从他们的口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她年轻的时候顽强抗日、奋勇斗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敢于走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传奇的人生经历锤炼了她坚强的性格特点。

在她的一生中,有几段特殊的经历:

第一段,抗日当兵

20世纪30 年代的女性,当兵不是什么好事。连男孩子当兵都被说是“好铁不打钉”。只是我们家老太太,当时的女中学生,与别家女孩子不一样,不爱红装爱武装。可能这与她家几代职业军人的血统有关。我的曾外祖父曾当过北洋水师的海军军官。我的外祖父曾是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部下。到了母亲这一辈,当然还是要从军。七七事变后,母亲不仅坚守在抗日前线,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这支队伍后来改名叫“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第十二连。当时她才 17 岁。一个女中学生,迈出这步不容易。从这段经历就可以预见,这位少年女战士还会干大事的。

第二段,革命入党

当时的倔姑娘,后来的我母亲,在山西加入“牺盟会”后,被编入八路军先遣部队政治部当宣传员。她身穿灰粗布军装,佩戴蓝底白字的“八路”臂章。后来,她被派往山东。在抗日统一战线指导下,她还有一身黄军装。当时抗日名将范筑先将军拒绝听蒋介石撤退的指挥,从国民党第三路军中拉出一支部队,联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我母亲公开以八路军的身份从事抗日武装工作,兼任抗日武装政训处干事。

在范将军的政训处,母亲遇到一个影响她一生的人。这就是16 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23 岁就当了中共山东省阳谷县委书记的帅小伙——我的父亲申云浦。在统一战线中,我父亲兼任范将军的政训处主任。

在这里,他们相识,并且很快走到了一起。不仅如此,父亲还发展我母亲入党,拉她一起一辈子献身革命事业。据父亲说,他用 5 分钟就向我母亲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他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自己不劳动,却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靠剥削致富;另一种人自己劳动,但劳动成果却被富人剥夺了,总是受穷。我们共产党人干的事,简单地说,就是组织起后一种人,从前一种人那里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拿回来。”这么简单清晰的道理,感动了当时的倔姑娘。我母亲死心塌地地要跟他一起干革命了。

后来,母亲离开了家庭,离开了范将军初战告败的山东军队,奔赴几百公里外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到了战争更艰苦、牺牲可能性更大的抗日最前线。1938 年,在抗日烽火愈燃愈烈的情况下,她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当然在这里,没有任何贬低范筑先将军的意思。范将军不但坚决抗战,而且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在反日军“扫荡”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只是他的打法与共产党不同,不打游击战打阵地战。他手持大刀带头上了聊城城楼与鬼子硬拼,不幸壮烈牺牲。我母亲在第一次“反扫荡”战争失利后,到达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根据地,继续斗争,投身到更加惨烈、更加危险的抗日战争之中。

第三段,地下工作

关于母亲在 1941 年到 1949 年之间的履历,她自己写得比较简单。但在党的档案中却应当有对她从事地下交通员工作的记载。

那段时期,先是日寇猖獗,后是国民党疯狂对解放区封锁,信息不通,情报不准,上级指令很难传达到基层部队。我母亲在这个时期多次下太行,二次进太原,一次进山东,最后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又潜入了北平。她时而当护士,时而装学生,甚至还扮作修女前往战争前线。有一段时间,她为进城常常化装成农妇,冒死穿过敌人封锁线,传递了大量情报与上级指令。

在日军对解放区疯狂报复,野蛮“大扫荡”时期,要穿过敌人封锁线,可不是容易的事。万里委员长的姑姑万丹如当年是我母亲的上级,她回忆说:“你妈那时年轻,胆大,心细,外表长得纤弱、秀气,组织上有什么难事都交给她。”原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的夫人陈亚琪是母亲的战友。她说:“我们都是跟着队伍跑,你妈要奉命自己一个人跑。”从这些老革命口中,可以猜到,母亲当时所承担的任务不一般。

在她的自述中也透露出一些内容:有两次穿越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她差点没命了。她只身藏在离敌人才几十米的深沟和地窖里,把文件深埋起来。如果被敌人发现,她就准备以死相拼。结果还是她命大,化险为夷了,不但人活了下来,第二天还把文件挖出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母亲没有畏惧和退缩。特别是两位战友的牺牲,更加坚定了她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与她接头交接情报的八路军卧底情报员主要是两个人,一个叫马英,另一个叫徐余群。她们是两个革命女青年。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突然,在一次接头时,这两人找不到了。经过多方打听,母亲才知道,她们都被敌人发现,英勇就义了。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徐余群烈士。她是被日本鬼子的狼狗活活咬死的。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多年后,我在母亲的相册里还见到过徐余群烈士当时年轻秀丽的面容。母亲对这张照片的珍视,可以想见这件事对她影响之深。身边战友的牺牲,没有吓倒母亲,反倒激起了她对敌人的仇恨——要为战友报仇,血债要用血来偿。

组织上委派我母亲担任地下交通员,不只是因为她有做地下工作的基本素质,还因为她有可利用的条件:

一方面是我姥姥家住太原,她往返根据地与大城市有理由。但这其中也有风险。一次,她为掩护身份,把在根据地长大的我大姐抱进城。当公共汽车行进到敌占区的时候,3 岁的我姐居然唱起了在根据地里学会的抗日歌曲“高山红灯”。这不是暴露了母女的身份吗?母亲手疾眼快,一巴掌打得我年幼的姐姐出不了声。天下没有狠心打孩子的母亲。这次出手不仅救了她们母女,更重要的是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身上带的文件是什么内容,她们不知道,但知道的是,文件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就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我母亲还有个难得的条件,就是能够搞到情报。我姥爷当时在北平,供职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的部队。为了了解敌情,中共党组织要求我母亲把姥爷接上山。由当时在涉县边区政府的八路军高级军官李雪峰亲自接待他,并与其长谈。谈话内容当然是保密的,但可以猜想一定与了解国民党军在北平的驻军布防情况有关。之后,组织上干脆把我母亲派驻北平工作。任务是设法接近傅将军的内圈,深入虎穴了解敌情,传递情报。这期间,我妈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有过交集。她们之间是否传递过情报,这就是高级机密了。在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说到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有可能我母亲立了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的功劳。但这一点,连我母亲本人也不太清楚。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档案解密,给做地下交通情报员的母亲补记一功。

第四段,归队南下

1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我母亲在胜利前夕到北平工作。北平西单一处小院就是我姥爷的家。我到绒线胡同去找过,那处小院现在大概是一位首长的住宅。听着胡同叫卖声的母亲,当时的生活应当也是比较惬意的。但她是个不甘寂寞,喜欢在大风大浪中闯荡的人。原来准备在北平要打个大仗的,因为共产党的智慧与傅作义将军的深明大义,和平解放了。新首都的人民在欢腾,我母亲却在思索:国家还没有全面解放,原先的部队还在作战,我要向何处去?哪里是我的人生归宿?

1949年,党组织安排我母亲进了北京西郊的华北党校。从这样的安排能够看出,我们党对立了功的她是十分照顾的。如果踏踏实实学习一段时间,我母亲就有可能在新中国的首都被安排到一个干部岗位,说不定还可以在北京上大学,当个新首都的建设者。可是这个倔姑娘不那么想。她要革命,她要战斗,她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果说有什么私心,那也有一点,就是她要找我父亲去。我父亲当时在哪,她不知道,但知道解放战争在哪儿打,知道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已经组织干部随军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于是,母亲在私下里秘密打着主意。终于有一天,她趁家人不注意,假装带小妹妹去看电影,却把未成年的小妹安排在北京西单电影院里,自己就远走高飞了,飞向解放战争打得最激烈的地方,飞向大军南下的艰苦战场。

这个时候,我母亲要去革命,去斗争,去解放全中国。她顾不得已有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们了。这两个姐姐在太行山,在八路军的后方幼儿园。母亲大概知道她们在哪里,也深爱这两个基本没与她共同生活过的孩子,但是,战斗在召唤她。她是革命军人,顾不得儿女情长。她又重新穿上黄色新式解放军军服, 胸戴解放军标识,毅然决然地出发了。

历经千辛万苦,经过渡江战役等几个战场,终于在湖北找到了父亲。与父亲会合后,母亲的生活更加艰苦。她加入了第二野战军干部大队,一路战芷江,过雪峰山,遇过敌人飞机轰炸炸死了身边的战友,亲眼见前面的同志遇车祸从雪峰山峭壁上堕崖几百米,一车战友全部壮烈牺牲。战斗一场接着一场。母亲没有后悔,掩埋了战友的遗体,擦干了眼泪,在解放大西南的战场上继续坚持战斗。

半生战火纷飞,历经生死考验。这四段非同一般的革命经历锻炼了我的母亲,使她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老太太。

当时光定格在她晚年的病床上,面对人人都要面对的死亡,我的母亲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战场上与死神擦肩多少次的人,难道还怕痛吗?还怕死吗?癌症比起日本鬼子的刺刀算什么?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大夫护士们搞不懂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为什么这么坚强。我开始也不明白。当访遍了她当年的战友,知道了母亲从未向我们讲过的故事后,我才真正读懂了她,才终于明白了大写的“坚强”二字,到底应该怎么写。

(《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

2019年10月11日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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