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吃得亏、受得气就有好日子过”，她用一辈子诠释着这句话的真谛。我的母亲是一个“嫂娘”，所谓“嫂娘”就是既当嫂子也当娘。当年，爷爷病重，按照农村里流行的“冲喜”习俗，母亲18岁时与父亲结婚，婚后第三天，爷爷就去世了。随后，奶奶改嫁他乡，留下家中三个还未成年的叔叔，后来家中又陆续添了我的五个哥哥姐姐，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这么多口人几乎都是母亲带大的。赤裸裸的生活教会了母亲容忍谦让的美好品质。

我时常羡慕我的妹妹，因为她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半步。我是一个非常恋家恋父母的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我人生观的形成起了极大影响。然而，命运却让我离家最远最长，在德国生活20年多年，这份思家的牵挂就像一坛老酒，愈发浓烈。年轻时的父亲英俊潇洒，尤其是骑着那匹枣红马奔驰而来的那一瞬间，令我记忆犹新。忙碌严肃的父亲，对待工作和生活一丝不苟，受他的影响，我对待工作的态度像极了他。

我们家的家风不是写在本子上固定的文字，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开始的，这些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世。父亲的祖上来自安徽，身世平常，爷爷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后来不知何故迁入湖南。这一变故，让我与湖南结缘。母亲的祖上，是山西有着显赫历史的票号家族，电影《白银帝国》中的故事便与她的祖先有关。少年时期，时局动荡，兵荒马乱，身怀家国情怀，他们双双投入军旅，最后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

我出生于湖南沅陵的大山，一个偏僻而安静的山村。沅陵素称“湘西门户”，在沈从文先生笔下，这里是一个“美得令人心痛的地方”。东边雪峰山奔腾而去，西麓武陵山逶迤而来，土家人的母亲河——酉水在这串联起神秘的历史遗存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开端，它像一面镜子照映出人的品格，影响人一生的走向。我成长于有“老少山边”之称的湖南常德石门，石门属武陵山脉，崇山峻岭，有“湖南屋脊”之称，曾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据《石门县红军将士谱》记载，我的曾外公吴协仲，也就是我外婆的父亲，1897年2月11日，出生于白云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他从小酷爱读书，1917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后转入湖南统计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展农工运动。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石门组建中共石门特别支部，负责农运。1928年3月，跟随贺龙回桑植组军，任副营长；1930年2月，任红二军警卫团政委，后在湘鄂川黔等地开展革命斗争；1935年11月跟随红军长征，1936年1月在贵州毕节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才39岁。

从传统家风意义上来讲，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是传统中国农民的教育。我们家在农村，要说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我父母没读过什么书，可能就启个蒙，能识几个字而已，没有所谓成型的教育方法。 但他们的骨子里是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基因。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也是最朴素的农民的品质：朴实、诚恳、勤劳。这些品质使我能忍受很多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和挫折，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基础。

可以说，我们家是一个挺特别的家庭。在大多数家庭里，大年三十晚是阖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气氛是欢乐、轻松的。但在我们家，有一项铁定的家规——要开一个颇为“紧张”的家庭会议。“今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哪些事情？今后还有哪些事情要注意？怎样防范腐败的风险？明年有怎样的工作设想……”我的父母和我先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四位老人就像四位民间“纪检书记”，时时“盯着”我们，教诲并督促我们规范自身言行，培养家国情怀

今年大年初二，延续了40年的家庭会议，如期举行。家庭会议，如期举行。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农民，虽然很瘦弱，但是内心十分强大。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当他知道国家有“恢复高考”这一说后，他内心很坚定：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